1.直接的人民主权把国家建立在个人意见的流沙之上，随时都可能崩溃。

很多人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变更判决、情况判决没有体现主观诉讼的诉判一致原则，就此主张我国行政诉讼属于客观诉讼。据此可知，德国行政诉讼（撤销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就是全面合法性审查。

其理由有多种，比如：确认诉讼仅仅解决法律关系性质确认或权利的归属，并不能否定对权益作出处分的行为效力（撤销诉讼），或者不能彻底实现对权益的保护（比如一般给付诉讼）。突破调解与协调和解适用范围。首先，撤销诉讼之下的变更判决与部分撤销判决具有功能上的近似性——都适用于行政处罚行为，可以认为是撤销判决的另一种形式。[2]案例三：陶某某等诉上海市自然资源和确权登记局房屋登记案。在法国越权诉讼属于客观诉讼，在该种诉讼中，起诉人的资格不受严格限制，法官的审查范围涉及行政行为的所有合法要件等。

在相对人合理诉求超出本案处理范围内时，引导其申请行政主管部门解决（而非纳入本案审理范围），等等。一般给付诉讼之下的变更判决是法院行使完全管辖权的一种体现——争议本身属于司法权的固有审理范围，谈不上对行政权的侵越。最关键的是第三条，它决定选择代表制的政治模式，直接解除了卢梭主权不能被代表的禁令，把主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转让使用权。

然而，如果深刻分析就会发现，常人把实效等同于效力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直觉判断，恰恰说明一个正常人在理性和良知两个层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宪法应该被遵守。按福柯的观点，权力具有自我知识生产能力。为了理论的清晰，我们还是只谈人民制宪好了。诸如宣战、媾和、司法、任官以及主权者做出他认为对公共福利有必要的一切事情的权力等属于这一类。

这第一个问题是主权者对宪法的诘问，改变政府形式就是改变政治体的宪法。在那里，多数人是奴隶，公民是少数。

卢梭还把习俗称为真正的宪法。（一）从直接的人民主权通向间接民主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基本的民主制度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表制民主，然而，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是从直接的人民主权直接过渡来的，所谓的间接从何而来呢？难道不是一个公开的谎言吗？直接的人民主权，即便曾经真是存在过，又是如何过渡到间接民主的呢？最后的人民集会就是一个桥梁或驿站。这三个子命题完整地体现在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之中：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其实是堕落了的、做不了绝对主权者的人民所记录的那个做得了绝对主权者的人民教导他们齐政成主的言论，被尊奉为宪法（根本法）而已。

就在他几乎触及神秘之地的刹那间，他窥视到了一线天机，却印象模糊。也就是说，宪法如无实效也就没有效力。在权力的话语体系中，上述两大问题应该这样改写：宪法话语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关于自己的论述？它为什么高于现行的权力，并成为现行权力的缔造性（构建性）和限制性力量而不是作为现行权力的构成部分与之相连？且看光绪皇帝1906年发布的《宣布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时至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依此观之，宪法的成文书写形式不仅仅是公民教育的方便手段，更是现代公民的存在之家。

第二条宣告人民主权，也是对社会契约的信守。八十多年之后一个美国学者托马斯· M.库利对成文与非成文宪法各自优缺点的比较，显然要客观冷静得多。

最后的人民集会做出决议是不是一个缔约行为？是否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我认为不是一个契约行为，无需全体一致同意，只需要多数决。他把英国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分解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规则（rules），或者叫原则、准则：一类是宪法，或宪法法（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另一类是宪法习惯或宪法道德（conventions of constitution or constitutional morality）。

由此就引出他的层级秩序理论。所谓革命不就是用非正常的、极端的方式提出这两个提案吗？因此，我称之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一、宪法的法律性解析宪法的法律性是个总命题，下含三个子命题：宪法是法律、宪法是根本法、宪法是最高的法律。宪法的法律性即宪法的规范性，和宪法的政治性对立，通常被分解为三个子命题：宪法是法律。根本法在字面上包含一个隐喻：基础——建筑，即把国家比喻为一个建筑，而把某些东西比喻为这个建筑的基础，有时也用支柱的意象来表示（在我国，也有宪法学者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作宪法的四根柱子）。这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分类，因为它预设了第二部曲，即多数人关于选择何种政体的决定。

然而，要把这三个命题演化为公民宗教的教义，要使宪法被奉为真经，就必须证明：①宪法效力的理由。两种宪法概念正是建构法律规范体系层级秩序理论的基本概念。

以上内容分别见词条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 pp.828～829。可是，如果人民客观上普遍不遵守当下的新宪法呢？那当下的宪法就是没有实效的宪法，既然没有实效，也就不能被认为是有效力的了。

经纬相交，织就一幅宪法图锦。正如施密特所言，一部宪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出自一种制宪权（权力或权威），并且凭借他的意志被制定出来。

同时，成文宪法也给每一个个体提供一种共享的政治语言，当大家一起使用这种语言时，它便持续地强化其所内含的教义。凯尔森读者言必称基础规范，却少有人注意基础规范的别名。[8]同上，p. cxliii ～ cxliv。 注释:[1]参见〔法〕伊夫·夏尔·扎尔卡：《权力的形式》，赵靓、杨嘉彦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150页。

两者的区别在于：宪法性法律的创造（这意思就是制定、修改、废除）要比普通法律的创造更为困难。人民决议的最后一条——第五条，也是这个决议的根本条款之一，宣告人民制宪权。

由此看来，一个具体宪法的效力首先体现为该宪法关于自身效力的主张，是主观性的、意志性的。即便在联邦制下承认所谓的联邦与州的双主权（我不认为是正常的、可以持续的），宪法至上也是中央或联邦主权的标志。

人们假设一个人应当象制定第一个宪法的那个人或那些人所命令的那样行为。人民有权罢免、更换代表。

如何描述其整体上的形式特征呢？宪法学由来已久的做法是采用非成文宪法的标签，也许非法典化才是其真正要表达的含义。这里的【】好比一个神龛，供奉着民主神，表示主权者虽不能出场却又不缺席。根据国际法的实效性原则，国家的宪法只有在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大体上是有实效时，才是有效力的[28]。1677年，基督教贵格会（Quaker）所有权人对西新泽西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做《西新泽西章程或根本法》（Charter or Fundamental Laws of west New Jersey），这个文件起着根本宪法（constitution of fundamental law ）的作用。

不过，制宪会议的审议过程与这一原初的想法越走越远，使这个名为基本法的文件超越了旧基本法的局部性，变成了一个规范国家生活整体秩序的宪法了。霍布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把根本法变成了国王手中的利刃：因此，根据根本法这种法律，臣民就必须支持已经赋予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主权会议），而国家缺了又无法维持的一切权力。

我认为，还应该补充一项：保障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第二个命题是直接推论。

我们人民，被动时称为国家，在积极的状态叫做主权者。一是那时的议会是司法性的，是最高法院，尚未发展为专门的和作为主权机关的立法机关。